1940年1月22日，香港《大公报》头版，通栏标题两行，正题《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》，副题《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！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！从现在卖到将来 从物资卖到思想》。
第九、第十两版整版刊出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的日文原件照片，另附高、陶两人联名信，同日社评题为《揭露亡国的“和平条件”》。
参与这份密约谈判的两个人，拒绝签字，随后出逃。
这场逃亡后来被称作“小西安事变”，高宗武、陶希圣，汪精卫集团的两位核心成员，在密约签字之后、伪府开张之前脱离上海，把底牌掀给了全世界。
一个问题是：他们本来就是汉奸阵营的人，为什么要逃？又是怎么逃出去的？
一、先说他们怎么上的船
1938年的南京，周佛海寓所里聚着一小撮人：梅思平、陶希圣、罗君强、高宗武。
陶希圣
面对装备悬殊的战局，他们唱低调，“抗战必败，和谈救国”。
时人称之“低调俱乐部”。汪精卫是这批人的精神领袖。
高宗武的身份更微妙。他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，留日八年，有名的“日本通”，1935年上任时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之一。
1938年2月，他赴香港主持对日情报，以“日本问题研究所”为掩护，每月经费2000美元。
这年6月23日，高宗武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：没请示任何人，私自前往东京。
后来不少文章写他“一无所获，无奈返回香港”。这不是事实。
他在东京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、参谋次长多田骏，带回一份由板垣代首相近卫出具的保证函，日本政府决定以汪精卫为“和平运动”的中心。
这份文件随后由梅思平带回重庆，当面呈给汪精卫，才有其后汪集团的连番密议和最终出走。
抗战史著作对此行的定性是：高宗武、董道宁的对日勾结，是汪集团投日的第一个步骤。
代价立刻来了。蒋介石在日记里骂：“高宗武荒谬妄动，擅自赴倭，此人荒唐，然亦可谓大胆矣。”
随即断绝经费，公开决裂。高宗武从此只剩一条路，汪的路。
1938年12月18日，汪精卫出走，经昆明抵河内。29日“艳电”发表。
1939年1月1日，国民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。
二、河内那一枪
这里有一段很多叙事省略的关键情节。
1939年3月20日深夜，军统人员袭击河内高朗街27号汪寓。刺汪未中，汪的秘书曾仲鸣代死。
这一枪把事情彻底改变了。对汪精卫，他从此铁心，当年5月即迁入上海沦陷区开始组府。
对高宗武，刺杀消息传来时，他一度认定这是日本人的离间计，“深深体会到日本人之不可信赖”，此后力劝汪停止与日方往来，甚至提议汪去欧洲，表示“愿陪他返回重庆”。
另一面，两人的位置并不是“追随者”那么简单。1939年8月汪伪国民党“六大”上，高、陶双双当选中央常务委员，陶希圣还兼任宣传部长。
他们不是外围的同情者，是汪亲定的开朝“首义”同志。
然后是密约本身。
1939年11月1日，日本“梅机关”与汪集团的正式谈判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开场，日方抛出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。
条件有多苛？高、陶在联名信里自己写了：
“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，即与所谓近卫声明，亦复大不相同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，制我国之死命。”
举其要者：蒙疆、华北、长江下游、华南岛屿的政治、经济、资源、驻兵权，一项一项划归日本。
谈判期间高宗武还两度随汪赴日，愈发确信“与日本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”。
高宗武的做法直接：把文件带回家，拍照留证，联名信里那句“力争不得，遂密为摄影存储，以观其后”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
密约定于12月30日签字。签字前夕，陶希圣回到家，妻子万冰如把话挑明。
据儿子陶恒生记述，她对丈夫说：
“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。你走。如果走不出去，我们夫妇一同死在这里。如果你签字，我就打死你。”
陶希圣称病不起，躲过了签字仪式；高宗武也借口称病，没有落笔。
三、出逃：人质、假名、黄浦滩码头
1940年1月3日，陶希圣先到南京路国泰饭店，从前门进、后门出，脱掉盯梢，直奔黄浦滩码头，高宗武已在那里等他。
两人用假名登上美国“胡佛总统号”，1月5日抵达香港。
这一段是整个事件最惊险的部分，因为陶希圣的妻儿还在上海，当人质。
万冰如带着五个孩子住在法租界，为丈夫提供了搬出汪公馆的借口。
高、陶走后，汪精卫扣住陶家三个大孩子不放。
万冰如只身去见汪，说“我到香港去劝他回来”。
汪允，让她带两个小的上船，三个大的留在上海“照应”。
船开之后，重庆方面的安排启动了。杜月笙的总账房万墨林，把陶家三个孩子秘密送上邮轮，1月21日上午，孩子所乘的轮船刚出吴淞口，次日，香港《大公报》全文刊出密约。
而这整条线，往上追，牵的是蒋介石本人。1939年11月，杜月笙已飞重庆面蒋，蒋面授机宜：“从速返港，秘密进行。”
上海青帮大佬出力，不是因为义气，是因为授命。
四、披露之后的震动
报纸见报，反应从三个方向压过来。
蒋介石发表《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》，称密约把近卫声明“东亚新秩序”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，“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，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”。
中共重庆《新华日报》随即刊发社论：“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……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，而且也不可能有的。”
汪精卫在青岛接见路透社记者，抵赖说高、陶所发表者“完全出于向壁虚造，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”。
周佛海在日记里连写两日：先是“高、陶两败类，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，愤慨之至”，再是“高、陶两动物，今后誓当杀之也”。日方谈判代表今井武夫回忆，在青岛主持会议的犬养健拿着《大公报》给在场的人看，周佛海“对大家说：我对不住你们。因此大哭”，“最伤心的是周佛海”。
对时局的影响，各方口径罕见地一致：它堵死了“求和”这条路，让仍在观望的人看清所谓“和平运动”的真容。
五、两人后来
故事到这里本该收束，但两人的后半生才是“高陶事件”最长的一条尾巴。
几个月后，高宗武离开香港，远走美国，行前，蒋介石给了他四千美元旅费。
他从此不问政治，定居华盛顿，靠投资为生。他1944年8月写完一部英文回忆录《深入虎穴》，全书254页，却终生没有出版。
直到他1994年去世、又过了11年，这部手稿才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发现，2009年译成中文面世。
他生前守口如瓶，连唐德刚数次上门追问，都“言明在先”，绝不吐露半字。
陶希圣留在香港。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、香港沦陷，他于1942年辗转回到重庆，进了委员长侍从室，1943年为蒋介石执笔整理《中国之命运》，后任《中央日报》总主笔，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。
1949年去台湾，1988年病逝台北。
一个从此沉默了半个世纪，一个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。陶希圣晚年对家人留下一个比喻：
“好比喝毒酒。我喝了一口，死了半截，发觉是毒酒，不喝了。”
后半句他没有说完：汪喝下去了。
回到开头的问题：两个上了贼船的人为什么跳船？
当事人自己的说法是醒悟。但学界还有另一种声音：新政权的人事名单上，汪精卫打算自兼外交部长，只给高宗武一个次长，理由是“他才三十几岁，太年轻”；陶希圣则被宣传口的林柏生架空，成了光杆司令。
醒悟和失意，两种解释在史料里都能找到支撑，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未必分得清。
但结果没有歧义：密约被拍照带出、被刊在头版、被钉在历史上。
动机的成色是一回事，行动的后果是另一回事。
前一件事或许永远说不清，后一件事，1940年1月22日的报纸替他们作答了。
关于高陶事件、关于万冰如这位以全家性命相搏的母亲，你还知道哪些细节？评论区聊聊。
（附记：密约原文、联名信全文及披露经过，依据香港《大公报》1940年1月22日报道及陶恒生《“高陶事件”始末》所辑史料；河内刺汪、梅机关谈判、板垣保证函等背景，综合《今井武夫回忆录》及蒋介石日记相关记载；万冰如以命相逼、携子为质及三子女脱险，依据陶恒生、陶琴薰《我家脱险的前后》记述；周佛海日记引文出自其1940年1月22、23日日记；高宗武回忆录发现始末依据陶恒生2005年访胡佛研究所记述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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